丁文江和攀西地质调查——纪念丁文江先生逝世80周年 刘庆华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地质科学还处在起步阶段，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我国地质事业创始者领导下，培养地质科学人才、创立地质研究机构、开展野外地质调查、建设地质博物馆、组织地质学术社团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曾取得一些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傲人成绩。

    在我国地质事业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草创阶段，我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和学界泰斗丁文江大师居功甚伟。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生，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转赴英国，1906年考取剑桥大学，1908年考取格拉斯哥工学院，学习地质学和动物学。1911年丁获得双科毕业证书后回国，不久到北洋政府工商部工作。他和章鸿钊一道，首先提出在工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分别从事全国范围的地质调查和培养我国地质人才之事宜，并受命出任第一任两所所长。他建议并协助北京大学创办地质学系，把培养地质人才的工作交给学校，并在该校教授古生物学，培养了大批地质科技人才。他特别注重实地训练，强调野外调查是地质工作者的基本功，并且身体力行，坚持从事野外考察。

    1913年底，丁文江先生为了集中精力从事野外地质调查，辞去所长职务，前往云南、四川和贵州考察，他的脚步很快就踏上了攀西大地。

    丁先生从 1914年2月13日到达昆明，至12月24日动身返京，在云南、四川和贵州考察历时10个月。5月21日至6月27日，丁文江进入四川省会理县进行为期38天的调查。这是丁文江在今之攀西，当年称为宁属的唯一一次地质旅行。他发表与宁属有关的中英文著作有《Tungchwanfu, Yunnan, Copper Mines：Far Eastern Review》《云南东部寒武纪及志留纪地层》《The tectonic geology of eastern Yunnan:Congress Geol. Intern.》等。1922年国际地质学会在比利时召开，丁文江提交论文《云南东部之构造地质》，举出9个构造单元，其中龙爪山脉和鲁南山脉两个地质构造单元均在会理县境内。这篇论文也使攀西地质调查成果第一次登上国际地质学术论坛。[1]

    4月24日，丁文江从昆明出发，他带着罗盘、空气高度计、经纬仪、照相机等地质调查仪器，沿富民、武定、禄劝、元谋等县一路测量调查，5月21日，他从云南省金江驿（又叫金江龙街）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省会理县。过江地点金江驿是整条金沙江的最南端，位于北纬25度55分。金沙江自四川省盐边县和云南永仁县交界处南来，从西、南、东三面环绕会理县境，形成一个极大的马蹄式湾子，湾子以东、以南、以西都是云南地界，金沙江深切达1 000多米，深邃莫测，江流湍急，气势雄伟。会理县西起雅砻江与金沙江汇合口三堆子岔河，东与云南巧家隔江相望。蜿蜒的金沙江、平展的会理盆地和周围高耸的山脉，组成会理独特的地形地貌。

    过江后，丁文江到江驿（姜驿），从金沙江畔西望对岸著名的苴却方山，向北到松坪关考察野猪窝铜矿。而后他一路东行到通安，考察金沙江畔的将军石铜矿。5月29日再由通安沿川滇南北大道北上到鹿厂，经凤山营到力马河的青矿山调查镍矿。位于凤山营以南的青矿山，是当时中国唯一的镍矿，矿石平均含镍2%，赋存于富于基性的火成岩中。那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镍为何物，因此把用这种矿石冶炼的铜镍合金称之为白铜。他返回鹿厂后再北上到位于会理盆地的会理县城。会理盆地北起白果湾，南到江驿，西北到龙爪山脚，东到波罗塘，面积约3 600平方公里，肥美的沃土，温和的气候，令丁文江称赞它为“川南万山中的一片乐土”。通过调查，他认为通安和鹿厂两个地方的铜矿“性质很不一样，通安的是很富的脉矿，但矿量大小不易确定；鹿厂的是成层的贫矿，储量较有把握，比起最有名的云南省东川铜矿来，只有希望好点”，只是交通不如东川方便，没有办法改良运道。“不过铜、尤其是镍是贵重的金属，在较远的将来或者还有发达的希望。”

    丁文江完成会理县城附近调查后，6月16日自县城东行，准备东渡金沙江重返云南，去东川调查铜矿，沿途他用3天时间测量地形。6月19日，他由鲁南山苦竹土司武装护送安全通过鲁南山，到鲁南山坡脚波罗塘宿营。由于他对波罗塘到鲁南山顶地质极有兴趣，次日在山上用经纬仪测量四周高山地形。丁先生记载：“我收拾仪器预备下山，又照了一个相，把我自己和那位乡导都照在里面。”

    当天他们虽然尚未渡江，但是到岔河时就已经入云南境了，盖因当年在金沙江西岸，由于土司传统领地的关系，云南和四川两省的边界都是相互交错，很不清楚的。后来政府在会理的披沙增设宁南县，金沙江西岸始全部划归宁属。从鲁南山到江边直线距离约40公里，丁先生特别注意到这里地形的独特性，逗留数日认真考察。

    在宁属开展地质调查，充满了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风险。丁文江善于协调与地方官员、土司家族，甚至是土匪的关系，调和矛盾，化险为夷。他在苦竹土司处受到热情接待，临走时土司请求他带一份奏折回北京，代呈袁大总统，反映当地土司不愿“改土归流”的意愿。土司为了感谢他的帮助，执意要送一匹小红马给他作为坐骑。他回答说：“我很知道你的诚意，但是一来我要测量，很少有机会骑马；二来现在是民国时代，中央的官吏出来，经费很充足，绝对不能接受任何人的礼物，不然就要受到惩戒；三来你要叫我回到北京给你说话，若是人家知道我受过你的礼物，岂不是要以为我得了你的好处，帮你说好话？”有理有利又有节地婉拒了土司的盛情，给对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同时他认为土司也有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立场的正当权利，因此决定认真对待此事。回到北京后，他就把这份奏折递交给政府当局，他甚至还把这份奏折录入考察随笔《漫游散记》上予以发表。虽然后来奏折泥牛入海无消息，但是却体现出他“受人之托，终人之事”的高度责任心。

    丁文江从波罗塘前往鲁南山顶测量地形，在路过李子树村附近时，当地武装得悉他随身带有一支“盒子炮”，就试图将其缴械，他就以“这支枪是向云南都督府领来的，回到省城还得缴回去，送给你们我就交不了差”，拿都督府来吓唬对方，十分巧妙地与之周旋，终获脱身。

    6月27日丁文江从盐井渡过金沙江，到达江对岸的拖布卡，前往东川铜矿，调查大水、汤丹、落雪和茂麓四处铜矿名厂，至此结束在会理县的调查考察。[2]

    这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在攀西开展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地质科学考察，也是攀西地质调查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一段佳话。丁文江先生在会理的主要调查成果有：

1、对矿产资源的调查。主要集中在铜矿和镍矿，并了解煤矿的情况。1915年丁文江发表《Tungchwanfu,Yunnan,Copper Mines》，此文配有地质图及照片，分述东川、会理一带之地形、地质、矿床性质，开矿历史等甚详。[3]

2、对地层古生物的调查。他采集古生物化石甚多，主要研究寒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

3、对地质构造的调查。丁文江认为鲁南山、龙爪山、会理盆地和金沙江峡谷，构成会理天然的地质构造单元。1922年国际地质学会在比利时开会，他向大会提交的论文《The tectonic geology of eastern Yunnan: Congress Geol. Intern.》，其所举出的滇东9个构造单元中，就包括会理县境内龙爪山脉、鲁南山脉2个地质单元。在论文中，他对各个地质单元均论述其构造特征和地层。这是包含有攀西地质调查成果的学术著作第一次走进国际科学论坛。[1]

4、测量地形。他认为：会理县的地形“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金沙江的谷身是两重的，第一重出海拔2 000多公尺，比山地低1 000公尺，而面积比较地平广；第二重是在第一重谷里面所凿成的1 300公尺的峡江。”[4]

5、发现河流袭夺现象。丁文江指出，“安宁河发源于冕宁的北面，完全是一条南北的水，到了龙爪山西南，撒莲村以南，忽然改向西流，与雅砻江会合，是很不自然的。”因此推断“以前安宁河、乌梭沟、鸿川河、普隆河原是一条自北向南的大水，以后因为雅砻江的水大谷深，安宁河的水被雅砻江的一条东西支流向东推进抢了去了”，使得这几条河流都变成安宁河的支流，最终汇入雅砻江。[4]

   丁文江先生这次云南、四川和贵州地质调查，是在我国现代地质科学草创时期，中国地质学家自行开展野外调查的处女航，他的野外调查风格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在百年中国现代科学史中，丁文江大师能够在我国现代科学发展初年，就把攀西作为他开展地质调查的重要一站，攀西和攀西人民与有荣焉！

    时隔15年，1929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组织两次对我国进行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其中当年秋天开始对西南地区的地质调查，就是由丁文江先生亲自领导的。这次地质调查几乎动用了全所的骨干力量，配置了良好的野外考察设备，组成几支精干的小分队分途调查。

    在丁文江的直接指导下，他的得力弟子谭锡畴，和北大地质系毕业的李春昱组成川康调查队，对四川、西康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他们曾到达宁属的西昌、冕宁、越西等县开展调查，成为第一支从成都盆地进入宁属的我国地质科考队伍。谭、李二人这次调查硕果累累，先后于1931年和1935年出版了《西康东部地质矿产志略》和地质图册，于1959年出版了《四川西康地质志》。

    而丁文江则亲率一支队伍，由重庆入贵州，到桐梓、毕节一带调查。这是丁文江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组织的大规模地质调查活动。这次野外调查，各队采集了大量岩石矿物化石标本、测绘了一批地质图件，涉及岩石矿物、地质构造、古生物地层、地史、经济地质及地理等学科，其调查历时之长、项目之多以及成就之辉煌，都是前所未有的。丁文江指导谭锡畴、李春昱在攀西所做的工作，更是为攀西增添了一笔宝贵的地质科学财富。

    1935年12月底，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先生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煤气中毒，经抢救无效于1936年1月5日在长沙与世长辞，终年49岁。

    大师意外逝世，引发中国地质界大地震。各地质科研教学机构、各地质学术团体纷纷召开追悼会怀念大师，《地质论评》《中国地质学会志》等中英文学术刊物编发专辑纪念大师。翁文灏先生在中国地质学会第12次年会上报告丁文江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时指出：“在君先生是开始中国地质学工作之一人，彼尤注意于野外调查，无论在当所长或当教授时，俱能身体力行，毫不苟且，因是给后进者以最好之模范。在君先生在滇川贵三省所得之地质材料，异常丰富，但因慎重故，尚未能充分发表，殊为遗憾。”并在该年会上提出设立“丁文江先生纪念基金”以奖励后学的动议。章鸿钊先生认为“西南方面今日所得到的材料，无疑的要推丁先生搜集的为最多”，但是他也不无遗憾地说：“他平生最大努力的工作，就是西南方面地质研究的总结果，至今还未曾发表，这是很可惜的。”[5]嗣后，黄汲清、尹赞勳受地质调查所委托，着手共同整理丁文江遗作和笔记。[6]经黄、尹二位地质学家的多年努力，集成《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于1947年正式出版。

    机缘巧合的是，就在丁文江先生去世的前一天，1936年1月4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研究员，携同助手从重庆出发，开始调查宁属七县地质矿产。冥冥中仿佛暗示，正是在长沙湘雅医院接受抢救的丁文江大师，弥留之际把这根对攀西地质深入调查的接力棒，移交到身在重庆的常隆庆手中的。自此，常隆庆为了揭开攀西这座地质矿产资源宝库的奥秘，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才智。

参考文献

1、 尹赞勳，云南地质研究的进展，地质论评，第1卷第3期，1936

2、 丁文江，漫游散记，独立评论，第42、46、48、52、53号，1933

3、 黄汲清，丁在君先生在地质学上的工作，地质论评，第1卷第1期，1936

4、 丁文江，漫游散记，独立评论，第48、83号，1933

5、 章鸿钊，我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地质论评，第1卷第3期，1936

6、 中国地质学会12次年会记事，地质论评，第1卷第1期，1936